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今天我用一个老厂房的前世今生跟大家分享一下“建筑再生”的问题。

  当下我们比任何以往的时刻都更清晰地认识到，建筑再生不光是建筑的问题，也是关乎城市场所的问题。美国有个城市社会学家马格布斯在她一本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到，老建筑对一个城市来讲，是如此重要，如果没有了它们，这个城市的街道、地区的发展，将会失去活力。她说的老建筑，我想不仅仅是指那些可以进入博物馆中的老建筑，应该也包括看似普通、平凡，低造价的老建筑，甚至包括一些看似破败的老建筑。

  我们谈城市未来，上海2040，如果用一句话诠释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话，我想应该是“城市的未来，取决于现在我们看待过去的态度”。首先回顾一下我们看待过去的态度的转变。

现代主义曾经是视过去为通向未来的障碍。但是随着这样一种观点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它阻断了可见的历史绵延、阻断了游子的归家之路，大量历史建筑遭到人为的破坏，甚至某个时期，这个“拆”字成为某个时期的主题词。所以大家在反思、反省，我们这样一种观念、对待老建筑的态度，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所以我们在转变。

  从静态保护到动态的保护，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历史建筑要有未来，从根本上讲，它的未来在于改变和转换历史建筑本身，适应新的需求。

  另外一个转变，（要从）对经典建筑的保护到一般建筑的保护。岁月的价值不仅仅在经典建筑身上，同样，我们需要借助于大量的、普通存在的、一般性的历史建筑共同作用。一个城市发展，我们提出的主张是“在城市上建造城市”，看似普通的一句话，我们想表达的是城市建设更像一个底片叠加的方式，而不是一个照片覆盖的简单方式。底片叠加的方式，由于底片有透明度，可以让历史变得更加有厚度、可以有积淀，同时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丰富。而照片的覆盖、摧枯拉朽、简单的推平重建、平地起高楼这样的模式，恰恰是让我们以失去集体记忆为代价。上海30多年以来，城市更新也经历了这样的历程，我们也开始善待老建筑、有了我们分类保护的原则。上海城市更新中，对待老建筑不仅仅是对待一些优秀的历史建筑，同样对大量的工业遗存、正在居住的里弄、老公寓等等，都在关注。我们逐渐从对物质条件的改变，上升到对整体环境品质的提升。这是上海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对老建筑的一种态度和改造的思考。

“老建筑”，我们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建筑遗产，第二类是文物建筑，第三类是历史性建筑，第四类是既有建筑。

现在我们碰到的城市中大量的是称之为一般性存在的既有建筑。而这类建筑，实际它的价值同样是存在的。崔凯讲现在的建筑师都喜欢做老建筑改造，第一有环保理念，代表着建筑师的一种社会责任感，第二是历史文化的认知，代表了建筑师的文化观，第三就是时间维度，在新旧对比和反衬中得以延伸。从审美讲建筑师有这样一种追求和情怀。

老建筑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它的文化资本要素。阮仪三教授谈到旧建筑中最核心的，就是文化资本要素。消费文化的语境下，旧建筑包含的差异性、独特性、真实性要素，形成了巨大的文化资本。一般建筑遗产与文物古迹的保护中不同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积极利用这些可称为文化资本的东西，注入新的功能，同时要尽可能保留建筑的空间特征和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

对待老建筑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改造策略？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要了解老建筑的价值，对这个价值加以评估。这个价值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历史文化价值，第二类是社会情感价值，街道、建筑跟人的情感都是相关联的，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居住、生活、工作在这个建筑中，他的情感维系跟建筑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社会情感的价值是我们不可忽略的。当然还有建筑学意义上的艺术审美价值、既成环境下的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某些时候所突显的科学技术价值，还有经济利益和社会经济价值。当然应对不同的建筑进行价值评估之后，我们通常提出三类保护策略：保护性改造，再生性改造，批判性改造。

我1999年从法国回来参与的第一个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就是新天地项目。这个项目改造其实就是一种再生性策略。十几年来，我们陆陆续续做了很多改造类的建筑，像这样一栋普通的教学楼，经过改造变为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这就是批判性改造的一种案例。我们自己的工作室曾经是上海1937年一个小小的鞋钉厂，通过再生性改造策略加以改造，赋予它新的功能、活力。通过设计师的工作，我们让建筑重新焕发新的文化定位、新的功能定位，同时提升整个环境品质的水准。这是我们设计师主要做的。

接下来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老电厂的前世今生。上海南市发电厂，6年的改造，更加见证了这个社会、城市发展的趋向——就是上海从注重物质生产的工业重地转变为注重人文关怀的文化之都的转变。与此相对应的就是2010年变为上海世博会的未来馆，后来衍生为上海当代艺术馆。媒体报道是“百年电厂华丽转身”，但是厂房实际是1985年设计建造的，我们接手的时候只有20多年，但是功能寿命已经到了。（上海）很好地利用了世博会的契机，进行了城市产业调整、产业功能置换。（像）南市发电厂这种厂房何去何从，归宿到底怎么样，就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世博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2010上海世博会除了关注城市这个主题，更大范围地关注了这些工业遗存，可能是历届世博会中对工业遗存利用量最大的一届世博会。

城市未来馆曾经在设计之初，我们通过国际竞赛拿到了设计权，最后告知我们这个是作为临时建筑。世博会出台了非常严格的临时建筑设计规格和规范，研读后我在设计例会上提出，这个规程规范所要达到的安全标准、节能环保的标准，离永久性建筑实际相差并不大。我们投入这么大的资金之后，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建筑作为一个永久建筑后续发展？世博会之后，城市未来馆作为什么样的功能融入城市中？当时有人说做创意园区、创意工厂，这是主要的一种声音，第二就是可以做shopping mall，（充分利用）这么大的空间。当时主管领导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城市未来馆这样的区域位置，经过世博会的洗礼之后，包括它的空间特征，假如说未来能够成为上海的当代艺术中心，我想是不辜负这个建筑的最好归宿。这个领导笑笑说，我们先把世博会的事情做好，之后何去何从，我相信后面的领导会比我们有更大的智慧。我们不做决定，看看您的预言是否可以成真。城市未来馆作为老厂房，中间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它没有走到后面，也没有办法走到后面，因为它就是拥有一个应对事件性的功能，所以我们要想它未来何去何从？如何把这样一种事件性的影响变成一种永久性的影响？这个我们都在期待。世博会闭幕以后，城市未来馆静静地等待了一年，从2010年底结束。一直到2011年底，我接到市文广局电话，这个电话说，朱咏雷局长说想跟你聊一聊城市未来馆未来的走向，当时我就觉得有戏了，心里很激动，就赶到他北京东路办公室，他再次问我，你觉得城市未来馆做什么样的功能是最好的归宿？当时我是有备而去，第一从上海美术格局而言，上海不缺展示古代艺术的上海博物馆，也不缺展示近现代艺术的上海美术馆，但是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缺少展示当代艺术的当代艺术中心。如果能转变成当代艺术中心，我想无论对中国美术格局还是上海的美术格局，都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让上海的艺术品展场系统。包括它的脉络变得更加清晰。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把工业遗存建筑作为城市公共化设施，这是有先例的，它的公共空间、架构，与当代艺术的气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吻合的，尤其它提供的空间，适应当代艺术展览。第三区位优势，它跟沿着黄浦江两岸进行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这样一个脉络、理念是吻合的。最后，我们做城市未来馆的时候，已经为它发展成为当代艺术中心做了很多伏笔和技术上的准备。那天我们相谈甚欢，但是没有结论，过了一个月我参加了设计招标，我知道我预言要成真了。

当代艺术博物馆从2006年我们开始介入，到2012年作为上海双年展的主战场向上海市民开放，6年历程几乎是以一种历史叙事的方式，见证了能源输出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机器如何转变成为推动艺术发展的巨大引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演变过程，几乎就是一段浓缩的城市的边沁史。在黄浦江边已经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这么多年已经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大型的文化活动。

做招标的时候我们有个理念，希望不要做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艺术圣殿，我们希望跟所有想了解艺术的人能相通，哪怕你对艺术并不非常专业的了解，但是有这样的欲望，就可以进入这个当代艺术博物馆中了解。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理念下，（运用）有限干预的策略，使公平分享的精神家园、融通延展的复合空间，努力探索的漫游路径，成为我们整个设计的基调、线索。2006年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进入到南市发电厂厂房，立刻就被震撼住了，隆隆作响的机器声，还有扑面而来的热浪，都让我们觉得建筑师曾经预想的那些精致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范围内都变得非常孱弱、不堪一击。所以重新改变策略，这样的空间架构下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梳理，把空间利用好，把这样一种工业的体量、空间特征和特征性元素展现好。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有限干预”。包括空间本身，包括它的体量、比例关系、北立面。我们后来把北立面橙红色的疏散楼梯外化到立面上，把北边跟烟囱相连的部分做了打通，把封闭的厂房变得更开放，沿着黄浦江做了东中亭，希望这个展馆是公共性、开放性的，希望这个烟囱成为展馆的有机部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旁观者。（对于）这个烟囱我们曾经做了一个方案，世博会和谐塔，有两根旋转曲线，一直上升到175米的高度，每组25个小的太空仓，每个可以坐6个人，是作为游艺设施，跟国家质监局做了很长时间的沟通，可以把人一直送到烟囱顶部，在175米的高度鸟瞰黄浦江两岸、世博会全园。后来我们方案施工图全部完成，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一个紧急会议要开，那天是一个周日，我开车到现场办公室，气氛比较凝重，进去以后世博会领导告诉我，希望你能理解，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觉得和谐塔项目要下马。我没有办法说什么，因为当时的状态下，我脑子一片空白，丁浩（音）总裁拍了拍我肩膀说，章教授，你多理解。那我想我应该多理解，就这么一个简短的会，走出会议室我开着车，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团队。所以就在周边漫无目的地开，开了半个小时，我把车停在路边，第一个打电话的就是合伙人，设计总监，也是我太太。我说，通知我开会就是和谐塔项目取消了。没想到太太比我平静得多，她说取消一定有取消的原因，和谐塔不造，世博会也一定会同样成功精彩难忘，你别瞎逛了，快回家吧。这就是这个大烟囱的故事。后来变成了城市温度计，据说成为了进入吉尼斯记录的最大的温度计。当然内部我们还是做了有空间震撼力的螺旋通道，这个空间我想在世界范围的艺术展馆中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个空间，有很多艺术家结合这个空间做了非常好的艺术品展示。

我们设计之初曾经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做个大台阶，可以直接到二层，底楼可以做其他的服务设施。作为上海的当代艺术馆，应该做出他的气息、气派、雄伟。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说就当作跟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当时我们提出一个主张，叫做“内化的城市”，进入这个艺术馆，你可以在黄浦江边行走过程中很轻松地就进入这个“内化的城市”中，底楼一步台阶都没有，就做了玻璃开口。人们从滨江广场就可以很自然地进入大厅，这个大厅充满着阳光，从高窗洒落，为大厅营造一种轻松惬意的氛围。这个“内化的城市”，我们希望有咖啡馆、餐厅、图书馆、报告厅、展厅，当然也希望有城市室外的平台。我们要营造这样一个空间，提供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大台阶，能够成为你观赏艺术品和看行人的不同的视角所在，同时又是提供艺术展品的一个平台。这个曾经一度有争议，有提议说把艺术馆做成一个大的封闭空间，人们进入之后都是靠人工光，不希望有自然光介入。我们希望有一些模式突破，希望通过我们的大厅、北中庭、东中庭、采光中庭，大家可以看到黄浦江上船来船往，看到卢浦大桥的夕阳西下。就是在当中漫游的一种场所，而展厅有各种各样的空间，也许是一个过道空间，也许是个艺术品的存放空间。我们希望它是能日常性介入的。

最后，我们做了一个3千平米的屋顶大平台。2012年10月1号要开上海双年展，2011年底到这个时间只有这么短的周期，10个月的时间要从城市未来馆转变为当代艺术中心，工期问题是最大的障碍。这个地方做不做屋顶平台，我们设计团队做了多次提案，为此开了三次会。前两次都没有结论，领导说要计算一下工期可能性再做决策。第三次开会，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会上仍然是表示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时间周期上问题很大，因为做屋顶平台，柱子要加固，整个周期会因此而产生三个月的施工周期，就算交叉作业，最后还会增加一个月的施工周期。最后我表态，作为建筑师，我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在这样一个滨江大的公共建筑上，有这样一个条件，我们把所有技术措施都克服，所有技术条件计算好，所有屋顶上的室外设备都推到35米高的平台，我想把这个空间解放出来。对这样一个建筑如果我们今天决定不做，我认为我们对不起这个建筑，对不起上海这个城市，也对不起上海2千多万市民。所以我今天把话放在，如果不做，相信今天在座的会议室的每个人都会后悔。讲完以后整个会议室一片沉默，非常安静，有点死寂的一种沉默，作为设计师，我也豁出去了。沉默之后丁浩（音）总裁总结，说为了我们不后悔，为了能对得起这个建筑、对得起这个城市、对得起上海市民，我们抓紧做。就是这句话，我们今天有了3千平米的黄浦江边的24米高度上的最大的一个城市阳台。

弥漫性的探索。我们希望这个空间是充满探索精神的，不希望进入博物馆之后大家沿着一个通廊就把东西都看完。既然是一个“内化的城市”，就允许在城市中进行漫游。进入到当代艺术博物馆，可能第一次去，会觉得有些迷茫，流线动线不是那么清晰，但是有主动线的。我们希望你看展览的过程中同时能体会到这个城市的魅力、建筑空间的魅力，在城市空间体验的过程中，跟艺术品很好地交融，让艺术品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个建筑再生，通过6年努力让一个老的厂房变成了一个当代艺术馆。我们也让周边区域延续了这个城市发展的、既有的链条。建筑再生使过去成为一个现实的参与者，未来的缔造者。今天下午在清华大学颁发2014年世界建筑WA奖，我们这个项目也很荣幸获得了城市贡献奖佳作。今天（如果）不来做讲演，我今天应该去清华大学领奖杯。评委会的评语是这样的：“该建筑经历了2010上海世博和后世博功能置换、转型和适应性再利用，完成了从工业时代的地标到市民公共活动场所的华丽转身。设计很好地保存和延续了工业建筑巨硕的空间结构、体量的理性构型，通过对公众性、日常性的城市活力全新诠释，设计出了丰富而简约的博物馆空间。建筑成功举办了多次有影响的公共文化艺术活动，成为日常性文化事件发生的舞台，显著体现了建筑的城市贡献”。这是对我们6年来努力的一次褒奖，当然也应了我开场时候讲的那句话，就是“城市的未来取决于现在我们看待过去的态度”。

谢谢大家！